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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检察改革新常态下提升检察官文化修养
日期:2017-12-05  发布人: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检察院  浏览量:369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通过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完善司法责任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4项改革,实现去行政化、地方化,提高司法队伍的职业化和精英化程度,进而提高案件质量和司法公信力。这4项改革举措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从制度层面保障司法权独立运行。案件是由办案人员办理的,要实现司法文明公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需要充分发挥办案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从检察工作上讲,不单要求检察官要有较强的业务能力,还要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尤其在检察改革新常态下,提升检察官文化修养更为重要。

一、文化修养是检察官成为检察队伍楷模的必备条件

实行员额制改革,实现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检察队伍将分流为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型,检察官的范围就只限定在经过精挑细选进入检察官员额内的检察人员。员额制改革对检察队伍进行重新洗牌,只有一部分检察人员进入员额内,成为检察官,另一部分检察人员分流为司法辅助人员或司法行政人员。国家通过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作为配套措施提高检察官的待遇和社会地位,让检察官能把更多精力和才智用于执法办案。而员额制改革不可避免会动到部分检察人员的“奶酪”,造成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遴选出众望所归的检察官成为解决矛盾的有效途径。达到何等资质的检察人员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检察官呢?德高而望重,检察官除了要具备过硬的办案能力、专业素质等硬性指标外,良好的文化修养也是必备的软实力。

检察官文化修养的内涵至少包括三个层面:崇高的职业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文明规范的司法行为。职业理想是检察官的政治素质之一,是对所从事的检察工作所持有的价值认知和信仰,解决的是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性问题。职业理想是检察官从业的指明灯,决定检察官所能到达的境界。没有崇高的职业理想作引领是非常危险的,如同野马脱缰,跑得更快更远,践踏的范围就越广,造成的危害性也越大。检察官高尚的职业理想就是要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和忠于法律,要有党性、国魂、民心和法律信仰。崇高的职业理想,犹如给躯体注入了高贵灵魂和浩然正气,检察官才能摆脱低级趣味,做到守住底线,公私分明,公事公办,不会公器私用、假公济私、徇私枉法,才能树立正气凛然、刚正不阿、廉洁自律的良好形象。

高尚的道德情操就是在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和优良品行,其对新时代检察官尤为重要。根据案件的性质、复杂程度等情况,按照办案模式检察官可以分为独任检察官和主任检察官。独任检察官办案模式的办案主体是由一个检察官和若干司法辅助人员组成,这位检察官就称为独任检察官;而主任检察官办案模式的办案主体是由两个以上的检察官,并配备若干司法辅助人员组成办案组,其中那位检察官处于领导地位,起到主导作用,就是主任检察。可见,无论是独任检察官还是主任检察官,办案过程中人员的分工与协作是必不可少的,都注重团队精神。“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作为办案团队主心骨的检察官,必须不断修身养性,提升道德情操和威望,通过其人格魅力和优良品格来增加团队凝聚力,调动团队成员的积极性,提高团队的战斗力,使大家齐心协力把案件办好。

“徒法不能自治。”在检察工作中,要把良法变成善治,需要检察官把自身的职业理想和高尚品格通过文明规范的司法行为转变成“看得见的正义”。规范文明的司法行为是检察官文化修养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崇高的职业理想、高尚的道德情操的物化。没有高尚的职业理想和崇高的道德情操作为内涵,司法行为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会流于表面,形如槁木死灰。没有规范文明的司法行为作为物质载体和执行力,崇高的职业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就泛成空谈,最终胎死腹中,无法让人民群众有深刻的感受,执法公信力又从何谈起?在检察体制改革中,检察官办案的“亲历性”被反复强调,要求检察官要到一线业务部门执法办案,并且对案件的关键环节亲自把握,做出判断,对其行为和判断负责。也就是说检察官既要对案件运筹帷幄,又要真抓实干,对案件的质量负责。作为检察队伍的精英,检察官要提升文化修养,强内功并化为行动力,做到表里如一,成为其他检察人员道德楷模和行动标兵,并把道德情操衍化成为道德影响力,感染其他检察人员的言行举止,进而汇聚成检察队伍向善的清流。

二、文化修养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内生动力

充分认识到检察权运行规律,建立检察权公正独立运行机制,达到“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司法目标,是检察改革的主要任务。司法权是一项中央事权,当前推动省以下地方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是一项“去地方化”的改革措施,为检察权独立运行排除地方不当干扰提供了制度保障,确保检察官独立公正执法办案。但这并不意味着检察官可以随心所欲,“泛若不系之舟”。法治国家不允许有法外之徒,司法责任制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牢牢把检察官圈在权力的笼子里,让检察官只能在法定范围内行使职权。办案质量终身责任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就像套在检察官头上的紧箍咒,检察官一旦越雷池半步就会付出沉重代价。但我们不能把司法责任制简单地理解为追责,司法责任制实际是在明晰每一个职位的职权与责任的基础上,做到权力制约、职权统一,从而增强司法人员的责任感。司法责任的追究是一种事后的措施,应该作为落实司法责任制最后手段,而且要有严格的适用条件,要以检察官存在故意徇私枉法、重大过错酿成错案为前提,一般工作失误或者认知上的局限导致的瑕疵案件应该得到司法豁免。司法责任的追究往往发生在检察官的政治立场、思想觉悟上出现重大过错,造成司法不公、司法腐败,而不应该对检察官的司法能力和水平过分苛责。如果把责任制建立在追责的基础上,那就如同“乱世用重典”,说明司法生态环境恶化到治乱的程度。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我国朝着法治社会稳步迈进,司法环境得到很大优化,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素质也在不断提升。因此,司法责任制要构建在检察官的文化修养和司法责任感上,不分青红皂白的追究责任,只会打击检察官的积极性,不利于司法责任真正落实。

退一步,从经济学投资回报的观点上讲,如果司法责任制的落实不以检察官的素质为基础,那么其监督成本会极高,效果却事倍功半。党和国家培养一位人民检察官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其他的不讲,从高等教育起算,检察官通常要经过至少四年全日制的法学专业教育、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公务员招录考试、新招录公务员培训、初任检察官以及各种检察业务技能培训、检察官统一遴选,等等。检察官的这些教育经历和从业经验,凝聚了党和人民多少心血和维护公平正义的期望,如果动辄追责,那么原本投入的这些宝贵资源就打了水漂,无以回报。尽管过当苛刻追责能起到一定的警示教育作用,但却得不偿失。笔者认为:司法责任制的落实要贯彻“德主刑辅”的理念,主要途径是通过提升检察官的文化修养和培育检察官的主体责任感作为强大的内生力量来抵抗人性的堕落变质和外部的侵蚀腐化,使得检察官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把持住检察官职业道德操守,自愿自主避免违法行为和事故发生,守护好司法作为实现社会公正最后的防线,让司法公正真正起到净化社会风气、引领社会公正的作用。这种内生性的力量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作用,让检察官知荣辱、识规矩、懂敬畏、存良知,有所为有所不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三、提升文化修养是实现司法公信力的基本修行

廉洁是一种美德,是检察官文化修养的必修课,是检察官良好社会形象的风向标。当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阶层贫富差距较为严重,检察官不属于高收入人群,虽然司法改革提出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等措施来改善检察官的待遇,但是,不代表制度的设计上提倡资本主义国家“高薪养廉”的廉政机制。“高薪养廉”治标不治本,既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性质,超过我国财力负担,又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冲突,不能激发检察官更高层次的需求,必然会导致物欲不断膨胀,欲求不满而掀起新一轮腐败。检察机关肩负着反腐倡廉的重任,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检察官的素质的要求更高。“一身正气为人师,两袖清风能生威。”检察官要拿得起法律这把正义之剑战胜腐败分子,就要经常“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反求诸己,一日三省其身,保持纯洁性。不然,身不正影子歪,查办职务犯罪就变成了“贼喊抓贼”的讽刺剧,执法公信力和人民满意度无从谈起。要实现检察官廉洁从检,只有提升检察官的文化修养,提高检察官的需求层次,升华检察官的精神境界,增强检察官政治觉悟,实现从“不能腐、不敢腐”这种外部的、被动的、强制性要求升华为“不想腐”这种主动的、内生的、自觉追求。只有让廉洁成为检察官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才能永葆检察官廉洁,打从心底做到不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随着全社会法律意识的提高,人民群众对司法活动的参与热情也水涨船高,对检察工作也有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对司法公信力的感受不单停留在结果正义,更重视司法活动中其权利是否被依法认真对待,检察官的执法办案行为是否文明规范,符合程序正义。在现阶段,中国律师行业不够发达,人民群众对法律服务的消费能力不高,检察官与大部分老百姓存在法律信息不对称问题,老百姓的守法、用法要依赖检察官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善意地把法律专业术语转化成老百姓能理解的日常生活语言,让他们能在参与诉讼程序中学法、知法。这样的司法行才接地气,具有群众基础和公信力。如果把法律只当做法律人的专利,搞法律神秘主义,法律被束之高阁就无法起到治国方略和社会治理的功能。人民群众对法律的需求的提高与当前法治水平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包括检察官在内的法律人不懈努力来弥补两者之间的距离。新近的司法理念,注重司法过程中执法办案与释法说理相结合,充分挖掘法治资源的效能,发挥司法在提高群众法律意识、化解社会矛盾和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进而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与人民群众零距离的接触中,检察工作能否获得人民群众的点赞,检察官言行举止所体现出良好文化修养是很大的加分项,群众会通过切身体会对司法公信力做出客观评价。

四、提升检察官文化修养的三个境界

文化修养不会从天而降,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要后天千锤百炼和环境的熏陶。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谈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检察官提升文化修养也须历练这样三种境界。这三个境界不是毫无联系或线性递进,而是相辅相成圆融无碍的共同体,与检察官文化修养内涵的三层面相互激荡渗透,合力塑造检察官健全的职业人格。第一种境界,正如清代儒将左宗棠所说的“发上等愿”,要志存高远,认准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哪怕环境再恶劣也要矢志不渝,登高望远。检察官在从检过程中要树立高远的价值观,心怀党、国家、人民和法律,心中有一把明是非判曲直的尺子来规范自身行为。第二种境界,就是毛主席教导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或者诱惑,检察官都要不改初衷,咬定青山不放松。第三种境界表达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经验,经过了前面两种境界的积累和沉淀,量变产生质变,水到渠成,成功不期而遇。检察官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有意识地提升自身文化素质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自然而然地把所学所行内化成自身人格的一部分,不知不觉间改进其言行举止。

尽管文化修养是一种有意识的修为,但不可否认环境在人格塑造上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古代有孟母三迁的典故,告诉我们生活环境对人的道德品行的影响。检察机关应该把提升检察官文化素质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常抓不懈,把文化修养作为培养检察官后备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把检察官的文化修养水平作为遴选和考核检察官的硬性指标导入到检察官评价体系,想方设法提升检察官整体文化修养。

习近平总书记“三严三实”精神为提升检察官文化修养提供了很好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提升检察官的文化素质要以严为纲,以实为体。在方法上要“严”字当头,修身、律己和用权上都要全面渗透,从严要求,做到“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孙子兵法》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提升检察官的文化修养,同人类社会的其他实践活动一样,都会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要有所作为就得下苦功夫,提升检察官的文化素养也不例外,正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如果不高标准、严要求,成效将大打折扣。检察官的文化修养贵在落实,体现在谋事、创业、做人都要求真务实,不装腔作势,搭虚无的空架子。“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如果只停留在呼口号,未能把检察官文化素质的提升扎扎实实落实到改善人民群众的福祉上,那就沦为虚假的形式主义,这是我们要反对和杜绝的。可见,提升检察官文化修养任重而道远。

结语

随着检察改革的深入推进,各项保障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制度的落实,我国司法生态环境将得到很大改善,检察官社会地位也会随着提高。在庆幸遇到好时代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提升检察官文化修养势在必行。正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所要求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的主力军,检察官要勇于担当时代赋予的圣神使命,不断提升文化修养,做到“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择善固执,止于至善。

作者简介:许振东,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检察院。